現在，每每提及云南，無數人都會心馳神往，然而對于半個世紀前的一群知識青年來說，云南是個讓人既愛又恨的地方。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順應著時代的洪流，有一群年輕人就這樣混沌而懵懂地坐上了駛向云南的列車。經歷過那段浸透汗水與淚水的歲月，云南已經成了他們的第二故鄉。

　　王小波：永遠是臟衣服輪換著穿

　　1969年5月15日，15歲的王小波和教育部大院的同學兼玩伴們背著行囊坐上了開往云南的火車。22名北京知青前后輾轉了近14天才到達弄巴農場景罕14隊。當時老隊長的愛人特地趕著牛車到山上去接這群北京來的孩子，但一見面還是著實被嚇了一跳。知青們帶來的衣服被褥箱箱柜柜多到讓常年生活在物資匱乏的山溝里的鄉親們著實感嘆了一陣。王小波也帶了個大木箱，裝滿了整潔的衣服和被褥。

　　剛來到隊里的知青們暫時被安排住在糧倉里，低矮的墻垛將男女一分為二。一到晚上，肥碩的老鼠在糧倉內便開始肆無忌憚地到處走動，初次見面可把這群生活在城市里的姑娘們嚇壞了，而以王小波為首的男孩兒們則新奇不已。平日里，農場生活艱苦，知青們每月26元的工資加上每人2元的邊疆補助讓他們原本窘迫的生活又一下子豐富了起來。王小波和室友們每次交完8元的伙食費，扣下當月的青菜錢后便可以開始瀟灑地抽起“綠城”了。當時的綠城香煙雖算不上最好的，但也能達到中檔水平，王小波一般都是上半個月4毛錢的“綠城”，下半個月2毛錢的“鋼花”，最后幾天則是免費的煙葉。

　　王小波給人最大的印象恐怕就是他的不修邊幅了。在學校的時候，王小波那“亂七八糟的頭發從來不梳，白色的背心穿成黃色的，然后再穿成黑色的”，到了農場，則“總是一根褲腿長、一根褲腿短，走起路來吊著膀子、弓著腰，一晃一晃的”邋遢樣。在好友趙紅旗的印象里，王小波永遠是臟衣服輪換著穿，那些老職工實在看不下去了還每周幫他洗一回衣服。每天干完農活回來，從來不洗腳，直接往床上一坐，披著被子就開始看書。看完希臘史又看《毛澤東選集》，看累了書就隨手一放，倒頭就睡。他的褥子底下永遠有錘子、鉗子、書等各式各樣的東西，但他竟也不覺得睡覺時膈應。

　　后來王小波因為身體的原因回到了北京，開始了寫作。再后來，王小波成了國內首屈一指的著名作家，在他著名的代表作《黃金時代》中，王二和陳清揚的故事或許從未發生，也可能早就發生。

　　阿城：一盞煤油燈下從鬼故事講到中外名著

　　70年代隨著上山下鄉浪潮被分配到云南景洪的鐘阿城總是戴著一副白框眼鏡，高高瘦瘦，不緊不慢，渾身上下都散發著一股知識青年的做派。

　　當年的阿城身體不好，干不了粗重的農活，組織便將他派到10分場的子弟學校去教書。語數外，體美勞，阿城樣樣兒都教。從小阿城就生活在一個書香世家，自己也是滿腹經綸，學貫中西。這項能充分發揮專長的工作讓他頗為享受，備課授課每個環節都不放松，竭盡全力讓農場的孩子在那個信息匱乏的時代獲得更多知識。加之，當年阿城的女友羅丹也在農場教書，后來回京上了師范學院成了一名真正的人民教師，也成了阿城攜手相伴一生的伴侶。

　　阿城愛書絕不僅于此，就連上山下鄉他也得背著自己心愛的書走。從中外名著到各類詩選，阿城的書箱簡直就是一個小型圖書館。除了自己看，阿城還每晚給知青們講那些書上的故事，從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到巴爾扎克的《高老頭》，再到列夫·托爾斯泰的《復活》。通常是一盞煤油燈下，人坐得滿滿的，煙頭兒一亮一亮的，講到關鍵處，要休息一下，吊一吊聽眾的胃口，于是，有人便忙著給遞上一支“春城”煙、往茶缸子里續水，并急不可待地詢問：“后來怎么樣了呢？”

　　類似這樣的場景，在云南生產建設兵團各總場及所屬各分場很是普遍，總有那么一兩個知青擅長講故事，每晚開講，從鬼故事《梅花黨》、《十三號兇宅》直到中外名著，給艱辛而壓抑的知青生活添加了少許亮色。

　　阿城于1984年開始創作。在處女作《棋王》中，阿城表現出自己的哲學：“普遍認為很苦的知青生活，在生活水準低下的貧民階層看來，也許是物質上升了一級呢！”后來，阿城成了著名作家并移居美國，但每每回憶起這段往事時，阿城總是倍感親切，甚至在他的作品中寫道：“知青歲月實則并不艱苦，而是美好的回憶。”

　　陳凱歌：知青的美食是把從北京帶來的固體醬油拌在米飯里

　　1969年，陳凱歌隨著上山下鄉的隊伍一起前往云南。臨別時，一位不離京的朋友打開地圖，手指在上面走了很久……陳凱歌被分到景洪農場最偏遠的一個生產隊，“從邊界的零號界碑算起,離北京三四千公里”。數天之后，陳凱歌來到了美麗的云南。當時，他用扁擔挑上兩只紙箱，一箱是衣物和雜物，另一箱是書，比如《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詩詞格律學》等等。

　　陳凱歌曾對西雙版納的生活充滿幻想，“頭頂芭蕉、腳踩菠蘿”，但到云南后他才發現，在浪漫的底色下，知青生活有著說不出的殘酷。云南的山深林密，歷來被稱為“瘴癘之地”，北來的人水土不服常患各種疾病，全身會出斑疹，先是發紅、瘙癢,接著就開始潰爛。只能全身的傷口上敷滿浸了藥膏的紗布，傷好之后，活像一只只金錢豹。到了晚上，大家坐在蚊帳中，用嘴咬住手電筒，騰出雙手來“啪啪”地拍打——因為沒有電，油燈又太危險。一幢草房中鼓掌聲此起彼伏響成一片，好像在看什么好戲。終于有人笑出聲來，引得大家都笑，手電筒從嘴里掉在床上，“嘭嘭”地響，知青們暫時忘了蚊子。知青的美食，是把從北京帶來的固體醬油拌在米飯里，再加一點豬油。豬油是家里寄來的，決定放豬油之前，要想好久，因為貴重。

　　陳凱歌曾說起他和阿城同在云南農場時的知青生活。他說在那原始森林里，他和阿城都用利斧砍倒過合抱在一起的大樹，然后在旱季里點起漫山的大火。“當幾百年的生命嘶叫著化為灰燼，我們卻在望著自己握斧過后的血手笑，自豪地挺起胸膛。我們的工作其實就是殺戮。后來，我從樹想到了人。”

　　當年的云南建設兵團光知青就有十幾萬人，大伙兒響應組織號召不斷放火燒山，伐木開荒，無數的原始森林都變成了大寨梯田。在云南，年幼的陳凱歌望見了十六歲上海少年在伐木時被幾人粗的樹干活活壓死的場景；親眼看著知青們無意間將蜂窩搗毀被蜜蜂們追著四處抱頭躲竄的樣子，還目睹了放火燒山時，火光沖天的駭人景象。因為有了在云南所經歷的悲喜傷痛，他的情感更為細膩，他的目光更為獨到，這也成就了日后的一代名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