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供應逐漸枯竭，中國農民工相對于雇主的地位大幅上升。這導致了勞資糾紛數量激增，但在糾紛的過程中，一些人發現自己陷入了涉嫌“擾亂社會秩序”的困境。

這導致了勞資糾紛數量激增，還有越來越多的工人像張廣德一樣在法庭提起訴訟。但在勞資糾紛的過程中，一些人發現自己陷入涉嫌“擾亂社會秩序”——最多可判處五年監禁的一項模糊指控——的危險法律境地。

但是，在過去兩年里出現一系列標志性的勞動糾紛案件之后，中國工人們幾乎沒有獲得多少法律上的勝利。這引發了人們對法院系統的廣泛質疑：這些法院是否有能力為那些與有錢有勢的雇主和地方官員產生糾紛的工人伸張正義？“中國的情況是，法律受制于權力，”張廣德說，“中國太腐敗了，地方政府不斷地欺瞞上級。”

勞資沖突

深圳勞工維權人士吳貴軍在被拘留一年后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對他的指控最終被撤銷。

“中國的司法體制非常官僚化，很容易受到政府的壓力，”他說。“這讓工人們很難維護自己的權利。”吳貴軍在2013年的一起維權糾紛期間被捕，據稱他帶領工人們舉行了一場抗議游行，檢方稱此舉擾亂了社會秩序。

執政的中共已發出信號表明，它決心結束地方政府對法院判決的干涉，從而推進社會正義，同時強化北京對司法體系的集中控制。去年10月舉行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重點討論了法治議題，稱要讓民眾對司法體系有足夠的信任，讓上訪者成為原告，求助于當地法院，而不是涌向北京。中共也希望，有效的法院和仲裁體制將有助于平息吳貴軍所參與的那種大規模工人抗議，以免不滿情緒達到臨界點并擴散至街頭。

然而，黨已明確表示，它無意放棄對法院的最終權威，包括有權決定政治敏感案件的判決，這些案件受到擁有實權的政法委的監督。

過去一年一系列令人矚目的勞動糾紛案的結果似乎表明，政法委正試圖把握微妙的平衡。盡管它不希望贊同可能引發中國快速演變的工人運動反彈的嚴厲懲罰，但它也不想鼓勵工人積極維權。中國的法律并不保護罷工權，而且禁止設立獨立工會。

“罷工等群體性勞動糾紛與（政府對）穩定（的關切）糾結在一起，”為陷入勞資糾紛的員工擔任顧問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律專家常凱表示，“在此類案件中，很難保障員工的權利。”

今年3月，中共中央指示各級官員“把構建和諧勞動關系作為一項緊迫任務”，并指出“勞動關系矛盾已進入凸顯期和多發期，勞動爭議案件居高不下”。

據官方的中國社科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統計，100名至1000名員工參加的群體性勞動爭議案件數量在2007年只有23起，到2012年已升至209起，增加了10倍。過去一年出現了涉及數千名員工的勞資糾紛，一些糾紛甚至牽涉到數萬名員工。據總部位于香港的獨立維權組織《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記錄，2011年6月至2013年12月，中國爆發了1171起員工抗議活動。《中國勞工通訊》的數據還顯示，在2012年至2013年的工人抗議中，有150次遭到警方干預，其中69次有抗議者被捕。

這些不安定給地方政府官員帶來了一個難題；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持續的增速放緩期，他們擔心嚇跑投資者。《中國勞工通訊》研究總監郭展睿(Geoff Crothall)表示：“地方政府不希望創建一個被視為對企業不友好的法律環境，特別是在景氣程度不如以往的情況下。”

2013年5月，在家具制品廠迪威信的工人們游行期間，吳貴軍被拘留。當時工人們抗議工廠老板提出的遣散賠償標準，廠方希望將生產業務遷至成本更低的中國內陸地區。

現年42歲的吳貴軍13年前離開中國中部湖南省的家鄉，到廣東打工，在迪威信工廠工作了9年。他否認自己是游行的領頭人，針對他的刑事指控最終因證據不足而被撤銷。

維權人士

吳貴軍將其被拘留的371天稱為“如同地獄一般”，他與多達另外50人被關在一個小房間內。他在深圳出庭受審時，全國各地的維權人士前來旁聽。讓此案變得更加敏感的是，2014年春，正當法院在斟酌對吳貴軍的判決時，沃爾瑪(Walmart)和IBM等跨國企業爆發了罷工。在湖南常德門店關閉后，沃爾瑪勞資糾紛也涉及員工要求更高的賠償標準。

勞工維權人士認為，在法庭最終決定撤訴并向吳貴軍支付7.445599萬元人民幣（合1.2萬美元）賠償金的過程中，他們發現了中共政法委這只無形的手，這個部門自上而下，一直延伸到縣級。吳貴軍利用這筆賠償金在深圳開辦了自己的勞動維權機構。

沃爾瑪勞資糾紛案已陷入長達一年的僵局，所有的勞動仲裁以及法庭裁決都對員工不利。在被關閉的常德門店最初的140名雇員中，除9人外，其余人都已放棄努力，接受了賠償。

地方政府官員禁止英國《金融時報》旁聽3月26日的最新一次庭審，國家安全局人員短暫扣留了兩名前往常德旁聽庭審的維權人士。其中一名維權人士陳輝海表示：“很多之前希望出席庭審的人（包括律師和學者）都被告知不要來。”

這并不是陳輝海第一次與黨的司法和安全部門打交道。“政法委對我的情況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坦率地說，“他們甚至知道誰邀請我吃晚飯，就好像他們也在飯桌上一樣。”

和大多數上訪者一樣，張廣德不在國安局和政法委這種強大機構的關注范圍內。他在更大程度上被視為地方上的麻煩——盡管他的堅持不懈和辦事有效出人意料。4月，張廣德與富士康達成了臨時和解。現年52歲的他以前是建筑工地上的工頭，曾在海南島的工地工作。

自2011年起，富士康支付了張廷振的大部分醫藥費，每月最高達2萬元人民幣。不過，據張廣德說，圍繞張廷振的護理地點和期限，該公司也多次與他們家發生爭吵。為了照顧兒子，張廣德和他愛人從河南省的家鄉搬到了1600公里外的深圳。

張廣德說，富士康想讓張廷振在另一個城市接受治療，那里的工資水平較低，因此補償標準也較低。

富士康以保密為由拒絕評論張廷振的情況，但表示該公司與張家達成的和解協議將“確保（廷振）擁有他需要的長期支持”，“自悲劇事件發生以來，我們一直堅持對（廷振）和他的家人負起責任，（和解協議）與我們一貫的立場是一致的”。

上訪者

在輸掉一系列費用高昂的官司和仲裁之后，張廣德在2013年轉而訴諸中國司法體系的最底層——他成為了一名全職上訪者，多次去北京上訪。在首都，他曾嘗試向許多部門反映問題，從國家信訪辦（現代版喊冤制度的管理者）到中紀委，但都被拒絕。

張廣德一般坐火車或大巴來北京。往往身無分文的他，一般就在北京南站附近隨便找個地方睡下，或者與其他上訪者合住一個廉價房間。不過，他能夠憑自己的文化和日益增長的法律知識混口飯吃。他說：“日子特別難過、一點兒錢都沒有的時候，我會幫其他上訪者寫信，換一頓飯吃。”

去年11月，他最近一次去北京的時候，包括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內的世界各國領袖正聚集在北京參加一年一度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他先是在會議所在地景區、然后又在天安門為兒子的遭遇申冤，結果被警察帶走。

張廣德有深圳的暫住證，因此對他的處置被視為深圳市政府的責任。深圳方面派了3名警察來京，押送他搭乘航班回深圳。那是張廣德生平第一次坐飛機。

離開深圳機場航站樓的時候，張廣德從押送自己的警察手中逃跑了。張廣德說：“其中一個警察追了我大約一公里，然后就不追了。”不過，他后來并未被拘留。相反，張廷振受傷所在地的深圳某區警方和信訪辦協助安排張廣德成功與富士康談成了和解。

張廣德打算，等到與富士康達成的和解協議最終敲定，他就把廷振帶回河南。

“3年多以來，我什么別的事兒也干不了。”他說，“我白天上訪，晚上讀法律方面的書、寫法律方面的東西。等這事兒結束以后，我會繼續學習勞動法。我想當律師。”

萬麗補充報道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