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十三行啟示錄

　中國商人無法成為一支獨立的力量，無論這些商人是富可敵國，還是茍且偷生。

　　清代中國出現過一群世界一流的大商人，集中在廣州外貿領域。從觀念到財富，他們都處于世界頂尖商人階層。從日后結局看，對他們來說，不要說如西方的羅斯柴爾德家族般保存資產，就是保得身家性命都不容易。

　　鴉片戰爭后，十三行商人或以悲劇收場，或歸于平淡。

　　一、壟斷

　　中國的廣州十三行跟英國的東印度公司一樣，是個壟斷機構，只不過壟斷的原因不同。

　　廣州十三行從事外貿，幫助洋商銷售貨物，在沒有外交機構的前現代社會中，他們也擁有類似現在海關關員、外交官、保險公司、擔保公司、貿易商等種種身份，幫助洋商納稅、擔保，在洋人與官府之間傳遞文書，從事進出口貿易、代銷洋貨等。從乾隆下令“一口通商”之后，到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十三行行商是當時最大的貿易商。

　　十三行，并不代表清朝廣東官方認可貿易商只有十三家，只是沿襲明朝的“十三行”的說法而已。

　　十三行實行壟斷的首要原因，大概是擔心華洋雜處擾亂民心。在朝廷看來，讓商業在純正的農業社會中大行其道并不合適，難免人心不古、人人為奸。清代中后期日益封閉，華夷之分越來越嚴，也是壟斷的重要原因，從根本上來說，清帝并不認為商業重要，通商只是賞洋人飯吃，沒有茶葉大黃，洋人恐怕會滯脹而亡。嘉慶十九年的上諭說：“粵省地方瀕海，向準各國夷船前來貿易，該夷商遠涉重洋，懋遷有無，實天朝體恤之恩”，甚至領土亦“賞給”于“恭順之邦”。英夷的“呢羽鐘表等物，中華盡可不需，而茶葉土絲在彼國斷不可少，倘一經停止貿易，則其生計立窮”。

　　從明代開始，中國融入全球白銀大時代，以茶葉、絲綢、瓷器換回從墨西哥到日本的白銀。這并沒有讓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商業國家。相反，康熙之后，中國越來越回歸小農經濟和農本思想，尤其在所謂的乾隆盛世末期，是由盛而衰的轉折點，華麗的錦袍下是無數的饑荒窟窿。

　　由于洋商希望駛入中國北方，進行更大范圍的貿易，這引起各地官方擔憂。1757年，乾隆下令“一口通商”，四大海關只留下廣州粵海關，以免國人受到洋人洋貨的沾染。

　　一個只有壞處的政策當然無法行之久遠，十三行的壟斷在當時也有些顯而易見的好處。

　　十三行壟斷經營后，各行之間可以協商，互相約束，互相幫襯，形成有序的自律組織。過去，曾有小商行肆意欺騙洋商，而洋商的欺詐風險也難以杜絕。有了受約束的大行商，起碼可以減少大規模的招搖撞騙。即使有欺詐，也可以讓朝廷蒙受的損失降到最低。并且，行商之間可以互相協商定價，用今天的話來說，官方壟斷還避免了各貿易行之間的惡性競爭，保證貿易有序。

　　壟斷權在朝廷手中，最大的好處是提高了集權財政效率。地方勢力缺乏財政支持無法坐大，而直達北京的財政渠道又非常通暢，財政集權的方式讓北京的權力更加集中，壟斷與集權的財政、社會架構是相適應的。

　　壟斷行商與朝廷皇室，形成了一個密不可分的利益群體。高貴的官員們既可以得到洋商滾滾而來的白銀，又不必降尊迂貴與不懂禮貌的洋商直接打交道，體現出皇室至高無上的尊嚴。

　　那么多進出口貿易，合法的出口只有一個，遍地流油，金山銀海。粵海關制度讓一個小群體在不喪失身份體面的同時，盡情享受壟斷利潤的好處：內務府多少，當地官員多少，皇家多少，大家坐地分錢，毫不避諱。坐鎮廣東的粵海關監督，由皇帝欽定，多由來自京城的宮廷內務府官員出任，是皇帝向親信輸送利益的最直白的方式。

粵海關有獨立系統為宮廷服務，粵海關監督相當于現在的廣州海關關長，當時兩廣總督年薪僅2萬銀兩，粵海關監督年收入可達40萬銀兩，因為任期不固定，只只肥貓上任之初先吃飽再說，以免日后被撤后悔。

清宮關稅檔案記載，粵海關每年稅銀有3%移交廣東布政司藩庫，3%留作海關之用，70%解交戶部，24%劃歸宮廷內務府。此后100年間，廣州十三行向清廷提供了40%的關稅收入，被稱為“天子南庫”。

由于壟斷，行商是當時與晉商、徽商并肩的商人。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在北京下榻的海淀宏雅園，就是被查抄的一名前粵海關監督的園林式私宅。《帝國掠影》引用使團副使斯當東描述說：“（宏雅園）館舍寬闊華美，廳房甚多。據說這個產業屬于前任粵海關監督，他從對英貿易中貪污大宗款項修建這所住宅，以后調任北京附近，繼續貪污，最后被處分抄家，產業沒收歸公”。

海關稅沒有一定之規，大概估算，核稅方法通常分為正稅、比例、估值三種。正稅是按貨品從量課稅，分為五大類：衣物類26項，食物類55項，用物類210項，雜貨類143項，另加船料類18項。所謂比例，是指定出一貨品的征稅標準，其他貨以比例從量課，未分類，共計470項。估值，是定出貨物價值，從價課稅，亦未分類，共401項。米谷、珠寶、貢舶，則免稅。

稅制復雜，沒有精確計量，更要命的是，上述稅項并非一成不變，常常因人而異。有艘英國商船進港，海關丈量人員先是從船頭量到船尾，一經賄賂，馬上就改為從前桅量到后桅。丈量后，要繳船鈔，先是開價2000銀兩，經討價還價并送上320銀兩后，結果以500銀兩了事。正如洋商所記載，基本上沒有錢辦不成的事。

雍正年間，行商每年繳送買辦銀兩達三至五萬，相當于粵海關正稅的三分之一。每到特殊時期，還得捐輸報效朝廷。臺灣學者陳國棟根據官方檔案統計，從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到1835年（道光十五年），十三行總共捐獻了5，085，000兩，這僅僅是見諸史冊的記錄。

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行商集體為臺灣林爽文之役捐輸軍需銀三十萬兩，從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到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因為皇帝萬壽、廓爾喀軍需、川陜剿匪、河南剿匪、黃河河工等名目，共捐銀三百五十余萬兩。總而言之，皇室過生日要報效，戰爭要報效，基礎建設也得報效。這就像沒完沒了的報恩與贖罪，成為行商的原罪。

經濟實力顯赫，政治地位低下，十三行的商人注定成為巨大的捐獻者，如同一只只獻祭的肥羊。他們與洋商關系密切，與官府更得打成一片。清代檔案顯示，洋船到港口投行卸貨之后，行商總會私下赴海關衙門行賄送禮，以獲得官府對其把持行市的許可。

為了讓自己地位上升，買官用頂戴裝扮自己是正常現象，物質精神雙豐收。行商中的潘、伍兩家族都曾捐得三品頂戴，這是商捐所能得到的最高官階。現在，多數人使用的伍秉鑒照片，還是穿戴正式、身形瘦削的官服照片。在旁人眼里，大行商算大富大貴。在地方大員眼里，捏死他們也就跟捏死個蟲子似的。

1757年得到壟斷權，使十三行走向鼎盛。但是，壟斷權力在朝廷之手，也是十三行徹底衰敗的根源。

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也是壟斷機構，壟斷對壟斷并沒有什么不妥。經英女王特許，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南非好望角以東的貿易，與十三行的壟斷對接近百年，也算是旗鼓相當。

東印度公司最初的壟斷源于覆蓋風險的需要，從颶風到海盜到疾病，遠洋貿易冒生命危險，動不動就本息全虧，所以出資方要求壟斷，以自身的管理方式、金融與艦隊，最大限度地覆蓋風險。

1600年12月31日，伊麗莎白一世授予東印度公司壟斷權。真正控制公司事務的，是倫敦金融城的25位神秘銀行家。伊麗莎白一世以及其他一些貴族也以虛擬出資方式成為是公司股東。其他入股超過1000英鎊的小股東有500人，無權進入董事會，沒有管理權、發言權和知情權，享受分紅權。

25個大銀行家族組成了一個董事會，下設約10個管理執行委員會，基層則有十余人為獨立團體，其中三至四人負責管理，組成“特派委員會”，史稱“大班”。如果派駐中國廣州的機構，就是“廣州大班”，有時“大班”特指“負責人”。東印度公司不僅是個商貿企業，還是金融與軍事機構，變成印度的實際主宰者。

1670年，查理二世授予東印度公司鑄幣權、司法權、開拓領土權、戰爭權以及宣戰、結盟和締結跳躍的特權。同時，東印度公司還擁有稅收權、貿易壟斷權和“特殊商品的絕對壟斷權”。

隨著遠洋貿易風險下降收入上升，遠洋貿易成為全民致富運動，平民貿易興起，亞當斯密理論流行。加上英政府對東印度公司進行救濟，使公司喪失了部分財務自主權，而政府內部權力制衡獨立雛形形成，快速脫離威權統治體制，官方軍隊力量上升，從美國到印度民族起義不斷，反壟斷的呼聲越來越響。

1813年和1833年，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和中國貿易的壟斷地位分別被廢除。但直到1857年印度民族起義爆發之前，東印度公司一直扮演著印度統治者的角色。1860年中，公司在印度的所有財產交付政府。公司僅幫助政府從事茶葉貿易（尤其是與圣赫勒拿島）。《東印度公司股息救贖法案》生效后，公司于1874年1月1日解散。

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的壟斷貿易幾乎是最后的美好時光。

二、連坐

1684年，康熙廢除禁海令之后，設粵、閩、浙、江四大海關與外界通商。兩年之后，廣東當局發布《分別住行貨稅》文告，宣布建立洋貨行，仿效明朝制度，重建十三行。粵海關招募了十三家較有實力的商行，代理海外貿易業務，行商家數不定，少則4家，多則26家。要成為十三行的官方指定行商，充當行商的領牌費在3萬兩白銀到10萬兩白銀之間，也有說在2萬兩到6萬兩之間，總而言之，這是一筆夠普通人家生活一輩子的收入。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經清廷批準，十三行的16家主要行商們宣布，建立中國古代最大的商會——廣州公行，頒布了13條章程，制訂了生意的利益均沾原則，制訂了股份制原則，還牢牢控制主要外貿商品的定價權。每船貨物大行商可以承攬一半貨物，另一半由其他行商承攬。章程中規定了股份占比分配等，就是拿到現代商業社會，這些章程也毫不遜色。

朝廷不可能放任中國最富裕的一群商人自行其是，商人自律組織之上有朝廷的影子。1728年（雍正六年），清政府設立商總制，商總制下設總商，由粵海關監督任命，由所有行商中身家最殷實的行商來擔任。從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開始，一直是由行商中實力最雄厚的同文行潘振承來擔任。1808年，潘家的潘有度宣布解散同文行，廣東十三行總商改由廣利行老板盧觀恒與怡和行老板伍秉鑒擔任。伍家從伍秉鑒成為總商，到1833年伍秉鑒之子伍崇曜接任，成為公行制度取消前最后的總商。一直到去世前，伍秉鑒依然總攬全局。

擒賊先擒王，朝廷抓住總商這個牛鼻子，就可以控制整個“廣州十三行”，總商就是十三行的CEO，粵海關監督代表朝廷擔任董事長。

擔任總商有好處。1813年（嘉慶十八年）潘致祥奏請暫時歇業，粵海關任命伍浩官和盧茂官擔任總商，凡是評訂貨價及對外通商的事宜都由總商負責，其余行商不得過問。

擔任總商風險也很大，不管是欠債、還錢、與洋商交往，凡是行商的問題惟總商是問，有句話是“寧為一條狗，不為行商首”。

行商的風險在于為洋商作保，凡是關稅上繳不足、欠債等等，惟擔保的行商是問。行商之間還得連保，行商如有“欠餉之案，俱移會督撫，將乏商家產，查封變抵，其不敷銀兩，著落新辦行業之新商，代為補足。如行閉無人接開，眾商攤貼完結”。如果遭遇個大騙局，或者擔保的洋商貨物賣不出去，或者遭遇連環商業欠款，行商就完了。

連坐制度歷史悠久，基于血緣、鄰居、同業等的互相擔保政策，一直是中國傳統社會最有力的控制武器。朝廷控制行商也如法炮制。

都說十三行巨富，但一方面要向內地的茶商支付巨額訂金，另一方面朝廷不管三七二十一每年收取大筆稅費，再加上擔保行商洋商，從乾隆末年開始，資金周轉不靈像毒蛇一樣纏繞著行商。行商高負債是常態，就像現在的大企業，資產雖多，負債更高。

行商之間資金緊張像野火一樣互相蔓延，行商之間是緊緊捆綁在一起連帶責任的關系，火燒連營的結果是債務危機蔓延整個商團。

行商無法形成社會融資，相對來說是個比較封閉的行業。道光元年后，不斷有行商破產。朝廷只知道要錢與懲罰，根本不知道商業在社會中的重要性，更別說建立商業規則。朝廷的眼界遠遠比不上行商，不可能給行商創造規范的發展空間。

當時西歐各國放債，年利率大概在3%左右，而廣州則在20%到40%之間，跟今天的高利貸一樣，用這樣的利率借款離破產不遠。行商向洋商借款使用的是市場利率，洋商又不是活雷鋒。當洋商結束貿易季回國，把未售完的貨物交由自己信任的行商代為買賣，兩三年下來利滾利，行商往往就此欠下巨債。

西方人有時拖欠行商巨款，如果得不到賠償，行商會被拖垮。1814年，麗泉行商人潘長耀將拖欠自己貨款100萬元的紐約和費城商人告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致信美國總統麥迪遜，希望花旗商人在中國能夠守信。這封信的中、英、葡文原件至今保存在華盛頓的美國國家檔案館內。清中期，就有中國商人越洋訴訟，并且還勝訴，但到1824年麗泉行倒閉時，被告仍沒有償還欠款。

著名鴉片販渣甸和馬地臣的商行開張之前，渣甸租了十三行中的東生行義和館，每年租銀6500元，以3年為期，期滿再簽，這時已破產的東生行欠渣甸銀65萬元，由其他行代為清還，租房也有還帳的意思。

到了1814年（嘉慶十九年），頻臨破產的行商都接受過英公司選委會的援助。1814年8月選委會備款226，000兩援助行商，斷然拒絕粵海關監督命令公開欠款數目的要求。1815年（嘉慶二十年）七家洋行向選委會求借85，400兩作納餉準備。總商伍浩官請求選委會公布七家洋行所欠債款，也被拒絕。1817年（嘉慶二十二年），選委會以一分利計息對六家行商放債，用于納交行用。1819年（嘉慶二十四年），因納進口稅餉以及進奉皇上萬壽，行商又向選委會借巨款。

行商之間也互相借貸，1817年（嘉慶二十二年）5月，怡和行伍浩官放款接濟其他七家行商，由英公司選委會擔保清償，貸給七家洋行做納餉之用。

十三行有巨富的一面，也有壓力山大的一面，伍秉鑒一輩子小心謹慎，據說只開過一次玩笑。時有行商因生意失敗而家破人亡。

1780年，在開業的8家行商中，泰和行顏時瑛、裕源行張天球等4家欠外債380萬元，借貸本金實數僅為107萬，利滾利翻出3倍多。乾隆要求刑部下令顏、張二人變賣家產充軍伊犁，全部債款照原本再加一倍償還，由其他行商分10年清償。這是連坐清償的開始。

以下是余熙、卞秀丹《廣州十三行衰敗的原因新探》轉引的《廣州十三行——帝國商行》資料：

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行商吳紹平買外商的貨物二十五萬無法償還，被發配伊犁以示懲戒，他的欠款由其他的行商分五年按六次分攤還清。

1795年（乾隆六十年），石中和貨價抵后五十九萬八千兩，入獄。

1796年（嘉慶元年），蔡世文欠款50萬兩，自殺。

1808年（嘉慶十三年），沐土方貨價三十五萬一千余元，發配伊犁。

1810年（嘉慶十五年），鄭崇謙貨價及外商一百零五萬九千兩，發配伊犁。

1823年（道光三年），潘長耀欠餉銀和外商十九萬四千七百三十五兩，身故。

1828年（道光八年），梁經國欠巴斯人和美國人一百九十萬元，身故。

上述商人都是當時比較大的商人，卻落得如此下場，

鴉片戰爭后，十三行壟斷被打破，貿易出的多入的少，行商不堪債務重負，家數越來越少。直到道光九年以后，行商之間的債務捆綁及對英商的承保制度才漸漸解除。

由于責任太大，很多行商富不過三代，一些大商人擇機自行退出，貽養天年。

進門不易，退出也難。按照清廷規定，行商不能自由辭退，即使是老弱病殘無力承商，也應由其親信子侄接辦。著名行商潘致祥曾于1808年（嘉慶十三年）花了十萬兩銀子的賄賂款，好不容易脫離洋行界。過了六年，朝廷不滿意擔任總商的怡和行和廣利行，認為潘致祥家業殷實，熟悉洋務，為洋人及商民所信服，以前辭退，實屬投機取巧，又被招重操舊業。伍秉鑒為了讓自己退出，花費了50萬兩，結果總商的頭銜落在自己的兒子頭上。

行商在夾縫里生存，發展到有自律組織，已經很不容易，此時更需要社會化的融資渠道，以及建立在契約精神上的法律支持。

貿易雙方沒有正式規則，只是憑借長久以來建立的合作關系，導致違約狀況時常發生；對外貿易也沒有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只是皇帝的圣諭和偶爾頒布的一些章程。

當時的社會根本沒有能力提供這樣的法律支持。行商有可能是最了解西方的一群人，而清帝、朝廷的官員們和大多數平民，面對突然其來的工業革命與全球貿易潮，還躺在床上做著春秋大夢呢。行商生得太早了，難免夭折的命運。

農業社會發展不出建立在制度上的商業文明，沒有商業文明作后盾，十三行注定做不大。全球貿易鏈重洗后，加上清廷為鴉片戰爭失敗找替罪羊，十三行一敗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