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大家還應當全面、科學、準確的理解刑法修正案（九）中對貪污受賄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如趙磊案中，法院就是根據其具體情節，判了三年。還有北京二中院改判的那個案件，根據被告人退贓、認罪、悔罪等情節，最終判處一年零六個月的刑期。通過這些案件說明，我們不能僅僅去關注貪污受賄犯罪的數額，數額是一個重要標準，但不是全部的標準，還得關注其情節。

　　對于北京高院的“試水”之舉，我覺得其他省份還應當注意審慎穩妥，因為具體司法解釋的標準畢竟沒對外公開，若都按自己的理解，有的地方覺得可以判三年，有的地方覺得可以判八年，這就會影響刑法的統一適用了。

　　其次，因為這個數額標準改動，會影響溯及力的問題，就是追溯時效的問題。因為刑法里規定，法定最高刑不滿五年有期徒刑的，其追溯時效為五年。五年以上不滿十年的，追溯時效為十年。也就是說，以前一般的貪污受賄案件，大部分追溯時效是十年，現在這個標準改了，貪污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較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等于它的法定最高刑就是三年，如此，其最高刑不滿五年，追溯時效最長就五年。

　　主持人：有法律人提出，“30萬判3年”代表著北京高院甚至更高層認為30萬可能是數額較大和數額巨大的分界線，這意味著目前偵查、起訴、審判環節大量腐敗犯罪難以定罪，更致命的是，未來腐敗犯罪的偵查被套上了“緊箍咒”。對于這個觀點，您是怎么看待和理解的？

　　彭新林：我覺得，倒是沒有必要如此擔憂。因為持這一觀念的人，主要看的是30萬元涉案數額，造成其會有所誤解。貪污賄賂犯罪數額較大，檢察機關就可以立案偵查。而且，就算有人貪污賄賂犯罪數額不夠較大，那也不一定是無罪，因為現在的標準是“數額”+“情節”。即使數額沒有達到較大標準，但是情節很嚴重，這也可以立案偵查，也應當適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刑罰。

　　主持人：對于多大金額算數額較大、巨大、特別巨大的司法解釋，有必要即刻出臺嗎？在您看來，司法解釋出臺的難點在哪些方面？

　　彭新林：我覺得，當然是很有必要盡快出臺的。據我所知，許多地方的法院或律師都在等這個司法解釋出臺。在審理期限范圍內都在等。盡快出臺以便于司法的統一適用，否則會影響法律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刑法修正案（九）規定比較概括，什么是數額較大、什么是數額巨大、什么是數額特別巨大？這得由司法解釋來明確，明確具體的標準和界限，便于司法機關掌握和操作。

　　至于該解釋出臺的難點，我覺得在于這個標準公布后，可能社會輿論的認識會有所偏差，覺得現在反腐的力度是不是降低了？有沒有違反當前“零容忍”的懲治腐敗的方針？確實有很多人有這樣的擔憂。

　　“零容忍”懲治腐敗主要強調的是有貪必肅、有腐必反。不論你是什么身份，不論你貪污的數額是多少，我們查處腐敗的態度是堅定的。不定指標，上不封頂，發現一起查處一起，保持嚴厲懲處的尺度不松。但是我們說，反腐敗、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并不是說所有的腐敗行為都屬犯罪，我們還可以對一些輕微腐敗行為，進行黨紀、政紀處分。這也體現了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的方針。

　　所以，要正確理解以“零容忍”的態度反腐。另外，刑法修正案（九）通過之前，貪污賄賂犯罪的刑罰入罪標準是五千的起刑點，但在司法實踐中，一些輕微犯罪檢察院就沒有起訴。等于說，原刑法的規定，在司法實踐中出現了虛質化現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有案不查、小案不立的現象。例如，有檢察院通報稱字產辦的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大案率是100%。這次我們把標準提高，就是想促使它在實踐中真正得到落實。

　　主持人：有觀點說，北京高院的這一判例，讓許多貪官“奔走相告”。在您看來，刑法修正案（九）真的會讓許多貪官逃避打擊嗎？

　　彭新林：我認為，沒有必要擔憂。因為刑法修正案（九）對貪污受賄犯罪定罪量刑標準的修改，只是讓它更加科學、合理，更能體現個罪的社會危害性，實現司法實踐中對貪污受賄犯罪定罪量刑時，更能夠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以往，假如涉案數額標準沒達到，就難以定罪。現在有情節標準的限制。比如入罪的起刑數額為三萬塊元，若他涉案金額僅兩萬五千元，但其情節較重，照樣可以判。而且，就是情節一般、受賄數額一兩萬，我們根據社會危害性，本來就不應該入刑，完全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就可以了。

　　主持人：剛才提到許多法院、律師“等判”現象。您怎么看待這一現象？

　　彭新林：這個也能理解。因為現在有一定程度的司法解釋依賴現象。司法解釋有明確規定，那我就按照司法解釋規定來判，就沒有任何風險。只要是在審限范圍內，“等”也完全是合法的。而且這樣做也主要是出于對有利被告原則的遵從。因為司法解釋沒出臺，但大的方針是標準提高，現在是正常的審限范圍內等著司法解釋出臺，法院采取了有利于被告人的態度，這是可以的，也是合理的。因為刑法講求人權保障職能。罪刑法定原則主要是體現人權保障職能。所以，只要是沒有超過審限，是可以的。

　　主持人：刑法修正案（九）實施后，會對檢察機關查辦職務犯罪工作帶來哪些影響？從事反腐敗工作的檢察官，該如何適應這一立法方面的調整？

　　彭新林：刑法修正案（九）除了對貪污受賄犯罪定罪量刑標準進行修改，對打擊行賄犯罪也有修改。行賄犯罪的處罰條件更加嚴格了，還增加了對有影響力者行賄。我覺得，首先應當糾正實踐中出現的重判受賄、輕查行賄的現象。最高檢曾經開過相關的會議、頒布相關的工作文件，要求檢察機關進一步加大打擊行賄犯罪的力度，依法從嚴懲治行賄犯罪。這次對行賄犯罪的從寬處罰條件嚴格了，而且增設了對有影響力者行賄罪的規定。

　　刑法修正案（九）通過之后，司法機關特別是檢察機關，要盡力消除重查受賄輕查行賄的情況，應當把行賄犯罪的懲治擺在和受賄犯罪同樣的高度。

　　第二，定罪量刑標準改了以后，確實應該糾正實踐中存在的有案不查、小案不立，搞內部“消化”的現象。以前三萬以下，沒有移送到法院審判，檢察機關就不起訴了。嚴格來說，這是沒有嚴格執法。第三，檢察機關在查辦職務犯罪，特別是受賄犯罪過程中，不能僅僅關注數額，還應當關注情節。以前五千塊錢以上或者10萬塊錢以上，這個案子基本就做成了，更多的是關注受賄數額，對情節相對沒有那么重視。